孩子的第一哩路 First Mile, Kid's

吳念真 蠻不屑有些人動不動就講創意

　

　　專訪時間只有30分鐘，吳念真很敬業且語速很快地回答著問題。他坦誠地表示，自己在臺灣土生土長，因此只能寫很本土的東西給本土人看，一直以來，對大陸這邊都只是“嘗試溝通”——無論做編劇、導演還是主持，他都是“盡力去做一個好的溝通者”。吳念真不喜歡談“市場”，因為他覺得“這個東西不是我能經營的”，而對於臺灣文化人常提到的“創意”，他則認為，有彼此交流的創意，才是最偉大的創意。

　　【人物名片】

　　吳念真 本名吳文欽，身兼導演、劇作家、主持人等多種身份。他是臺灣新浪潮電影運動推動人之一，也是臺灣綠光劇團編劇，曾拿過5次金馬獎最佳編劇獎、2次亞太影展最佳編劇獎，其中自編自導的電影《多桑》曾獲多個國際電影獎項。編劇影視、舞臺劇代表作包括《光陰的故事》《戀戀風塵》《魯冰花》《人間條件》等。2011年，推出溫情小說《這些人，那些事》。

　　兒童事業 以前並不擅長，如今作為回饋

　　新京報：這次你為紙風車的演出而來，聽說因為你是“紙風車基金會”的董事，你也有出錢支持嗎？

　　吳念真：我出力。紙風車基金會是我們用近二十年艱辛經營起來的，不僅有紙風車兒童劇團，還有綠光劇團，我大多數的創作是在“綠光”。兒童的部分以前不是我的專長，尤其和孩子的互動，有時候我看到他們那麼誇張的表演，感覺像發神經一樣，我沒辦法做到。

　　可《紙風車幻想曲》不同。五年前臺灣有點混亂，人和人總是在吵架，我們就想，什麼方法可以讓人的情感重新連接，於是想到為孩子們做事、讓孩子們開心，大概就沒有政治區分了。這個事情越做越大，以至於五年裏大膽地演到了全臺灣319個鄉鎮，我也跟了一百多場。

　　接下來我們還計畫把兒童教育擴散到臺灣的鄉鎮裏，讓鄉下的孩子今後在競爭中不會處於弱勢。

　　新京報：為什麼突然開始致力於兒童事業？

　　吳念真：還是年齡問題，應該是回饋的時候了吧。其實如同創作一樣，如果我做的事沒有和土地、和人、和情感做連接，對我來講就都是沒有意義的事。

　　文化交流　最偉大的創意在於“取得共鳴”

　　新京報：因為你是臺灣本省人，所以你對來內地交流並不像賴聲川、王偉忠等人那麼頻繁，是這樣嗎？

　　吳念真：這樣講，我們家三百多年前就到了臺灣桃園，我對大陸的情感沒濃到有些人那樣只間隔一代。對我來說，在大陸的一切都是開始，我是嘗試著去溝通。

　　比如，有人曾問我會不會來大陸拍廣告。廣告必須瞭解商品服務的群體和商品的關係，我沒辦法準確地抓到這些人的想法。再比如說，我看微博，“有木有”一開始真是不懂，後來才知道原來就是“有沒有”，那麼，你們為什麼要這麼講？我在臺灣可以做到信手拈來，可在大陸，很多事物對我來說都要慢慢理解。

　　新京報：現在大陸正在大力發展文化產業，很多臺灣文化人也很看好大陸的市場，你沒想過加快速度儘快加入進來嗎？

　　吳念真：我很不喜歡講“市場”，這個東西不是我能經營的。我覺得我不管做什麼工作，都是“溝通”，我就是個溝通者。有時候在電視上也看到臺灣媒體說到大陸市場怎樣好、如何經營，可我就是慢熱型，這個沒有辦法。包括來宣傳兒童劇，也是抱著試試看的態度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

　　新京報：如今很多臺灣文化人來到大陸都會提到“創意”，你怎麼看？

　　吳念真：當然我也很注重創意，因為抄襲是可恥的。不過，說到臺灣創意對大陸影響有多少，我是沒有把握講的。有時候我蠻不屑有些人動不動就講創意，一個小小的東西就叫創意，一個電視節目也叫創意——應該說馬爾克斯寫的長篇小說那才算創意，對不對？

　　我是覺得，創意都是彼此影響的。我們也會接觸到大陸的東西，比如有一陣子我很喜歡聽天津相聲，天津話我聽不大懂，但就是覺得很好玩，於是拼命去聽懂，通過它汲取養分。大陸很多作家，像韓少功的作品，我看了也很感動，很佩服他的功力。所以創意這個東西是雙邊影響，是彼此交流，沒有誰給誰，誰佔領誰。我覺得最偉大的創意是：我有創意，我們一起取得共鳴。這個最重要。

　　■ “紙風車”與吳念真

　　演出時間：7月20-22日

　　地點：國家大劇院

　　兒童劇《紙風車幻想曲》曾巡演將近400場。該劇有六個段落，其中最經典的段落《八歲一個人去旅行》改編自吳念真的同名繪本故事，它講述了吳念真8歲時一個人從瑞芳坐火車去宜蘭找姨婆的真實經歷，結合多媒體影像、真人與布偶同台演出，並配合吳念真的親自配音，講故事的同時也展現了上世紀50年代臺灣的人情味與生活風貌。

　　■ 自我解讀

　　《人間條件》

　　這次來京，吳念真小規模放映了綠光劇團《人間條件》的影像。他說，想看看大陸觀眾的反應。這套舞臺劇已經做到第五部了，故事大多和臺灣的歷史、人文有關。

　　這裏面太多台語了，我不曉得這邊會不會接受，不過我覺得，雖然兩岸人的生活背景不同，但情感的交流應該是共通的。

　　《人間條件》第一集說的是兩代人的溝通：奶奶死後附體在孫女身上，她知道孩子爸爸所有的事，還經常責打爸爸，這就有了戲劇性——奶奶回來幹嗎？附體後也會有很多笑料。第二集講的是老一代人的道義。第三集講的是我生活的年代：十幾歲來城市工作，幾個男生愛上了一個女孩；第四集應該最有共鳴性：一家人供一個人念書，把所有希望寄託在他身上，最後這個人卻並非家裏的最大回饋者，反而瞧不起家，遠走高飛——我在借這個故事批評知識。

　　未來夢想 我駕馭不了《賽德克·巴萊》

　　新京報：你接下來的主要方向還是電影嗎？

　　吳念真：不。我認為人生苦短，什麼事情都可以試一試。比如舞臺劇、廣告，對我來講都很好玩。雖然我認為現在最強大的溝通工具是電視而非電影，可電視還是有很多的商業性，而且有一些限制。電影就有比較多的空間，問題是，觀眾絕對不像電視那麼多，這一點我也很清楚。不過不管怎樣，它是我很喜歡的一種創作模式，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拍出 一兩 個自己覺得還不錯的片子。

　　新京報：前一陣臺灣的《賽德克·巴萊》在內地上映，反響也不錯，類似這樣的東西，你會去拍嗎？

　　吳念真：每個人尋找的東西不一樣。對我來講，我比較擅長我瞭解的東西，“賽德克”是大歷史題材，太龐大了，我恐怕沒有辦法駕馭。我寧願去找一個小的東西，從小事情去看大時代，這才是我擅長的。

　　新京報：這種注重身邊事和個人情感的表達，恐怕會與市場需求相違背。你怎麼看？

　　吳念真：看你怎麼弄吧。小細節其實最不容易做了。作為一個編劇，我非常清楚，臺灣和大陸的很多戲有情節，沒有細節。比如我愛你、我恨你，這些話如今在電視上很容易被演員丟出來，都是說出來的，而不是去表現。這方面我們做得真的很不如日本，他們的電視劇之所以好看，就是因為很注重細節，把細節變成情節。

　　新京報：所以你側重把這塊做得稍微好一些？

　　吳念真：我希望是，這方面應該是有空間做的。所以我說，我人生最喜歡做的就是拍一部很好看的電影，再拍一部很好看的電視劇，就可以了。很多人都問我，你的人生格言是什麼，我說，我老了以後，就是“隨緣”——做任何事都是這樣，只要盡力就好，能夠產生多少能量，都再說吧。

　　■ 自我解讀

　　《多桑》

　　1994年，吳念真自編自導的電影《多桑》在臺灣上映，當年獲得義大利都靈影展最佳影片獎。

　　從編劇轉到電影人後，我只拍過兩部片子，而且都很意外。“多桑”在日語裏的意思是“父親”，這部片子是講我父親的，他是礦工，62歲時因為工作環境患上不治之症，受不了就從醫院跳了樓。他的去世對我打擊很大。

　　我是編劇，就常常愛把爸爸的故事講給朋友聽，可我不願意痛苦地講述，所以總拿一些他生前好笑的事來說。他是受日本教育的那一代，在我看來，他們那代人是歷史的孤兒，一個晚上，從“日本人”變成“中國人”。在臺灣，那一代人通常不被諒解，也不被理解，因為我們的教育告訴我們，只要講日本話，就是漢奸。可父親他們生下來就是受日本教育，你怎麼可能改變他呢？於是不同的文化就會產生“笑果”。比如我妹妹在家畫太陽，他就總把太陽塗成紅色，還和妹妹爭辯，這就很好笑。我和朋友講著講著，他們就鼓勵我把這些故事寫下來、拍出來，而且要自己拍。可是我不會，很多朋友就又跳出來幫我，就這樣我就當上了導演。

　　《秋千、秋千飛起來》

　　吳念真直言自己不擅長給小朋友講故事，他只寫過兩個繪本故事：《八歲一個人去旅行》和與“9·21地震”有關的《秋千、秋千飛起來》。

　　這本書是和出版社的編輯聊天時說起來的。那個故事來自一個孩子的記憶，他曾是臺灣1999年“9·21”地震的倖存者，那一年他小學一年級，他清楚地記得第一次在學校秋千上玩耍，記得才認識十多天的美麗女老師，可是不久老師在地震中喪生，學校也不見了，只有秋千還在那裏一動不動。直到有一天他在臨時課堂把圍籬上的字都認識了，甚至連英文字都認識了的時候，新學校才“長”出來。可是他蕩的秋千已經不是當年的感覺了，因為他長大了，腳會撞到地上。聽他說完這個故事，我覺得很有意思，就寫了下來。

　　采寫/新京報記者 天藍　　本版攝影/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